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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音|校外培训机构整改背后,分数依旧是家庭刚需

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截至2018年底,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.1万所,存在问题机构27.28万所,完成整改26.99万所,完成整改率98.93%。这些都是自2018年初,四部委联合整治课外培训市场之后,收到的效果。

课外培训市场在一年多的整治之后,收效如何?在报名季到来的时候,记者采访了身在其中的当事人。

 

 

提前学依旧是机构卖点

李然的孩子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所民办小学就读,但是,她儿子所在的班级是民办小学里的两个公办班。“我希望儿子能在公立学校读书,但是我们又处在民办小学的建制中,和民办小学的学生一起派位,等于在公立和民办的夹缝之中。”李然告诉记者。

她和一些有同样情况的家长找到朝阳区教委反映了情况。另一方面,她继续抓紧孩子的学习,在培训机构高思教育补习数学和英语。往年,一些中学会以招收“寄宿生”的方式私下组织一些考试,也会接收学生简历。今年,这些情况都不存在了,“我还是跑了很多学校,也想办法交了简历。现在,我不敢漏接任何一个电话,就怕是学校打来的。”

靳女士对此进行了佐证,她表示,往年听说海淀区的一些中学有全市的招生名额,但是“今年所有的都停了,简历都很难送进去”。

李然的同事林晓(化名)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,她早早让儿子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学习,“为的是不像李然这样焦虑和‘抓瞎’,毕竟哪所中学都想收成绩好的孩子”。林晓告诉记者,他们的培训就是在“提前学”。“我看儿子的培训资料,感觉我高中都没有学这么深,有的时候儿子学得吃力,我想发火的时候就会安慰自己,他只有9岁,却和我十六七岁承担的学习任务一样,我不能要求太多。”林晓说。

“提前学”“超纲学”正是培训机构此次整治重点解决的内容,但是,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由于“超纲”的标准不易认定,不少培训机构并没有就培训内容做出多大调整。此外,整治的重点还有公立学校教师代课的问题,记者暗访几家市场知名的培训机构,发现这个问题基本不复存在。

当然,公立学校教师代课并没有绝迹,只是变得更加隐蔽和相对个体化。

 

 

有偿课大多熟人推荐

北京市海淀区初三学生家长牛英(化名)近日为一些“中考划题微信群”十分头疼,自己总被拉进一些莫名的微信群里,那里兜售各区的模拟考试真题,并标明“有意者私聊”。她抱着好奇的态度和一位叫“武老师”的微信群主聊了几句,却发现,有一些公立学校教师正以这种所谓熟人介绍的方式有偿补课。

记者也以这种方式联系了“武老师”,武老师先把记者带到一个培训机构听“2019北京中考改革串讲”,然后为记者推荐了海淀区某校教语文的“卜老师”和教数学的“马老师”。记者同卜老师交流时,他非常谨慎,不愿透露全名。只表示自己已经在一线教学28年,多次参与北京市中考语文阅卷等。记者问他在哪所学校任教,他含糊地说“圆明园附近”。记者再次追问“是否是101中学”,他不置可否,表示“您知道就行”。他展示了自己“区教学能手”的证书,并把学校名字和自己的全名打了码。他同时展示了学生家长给他的感谢微信,记者发现,微信名称都是“农大20中男生舅妈朋友推荐”“四季郦城二区严媛母亲介绍”“171中学霍老师推荐”等等。治理之下,公立学校教师补课似乎转入了“家庭补课”的个体化范畴。

严格的纪律之下有暗流涌动,似乎是今年这个招生季的生态。一方面,补习市场遭遇普遍降温是不争的事实,西城区初一学生家长刘女士告诉记者,她的女儿没有上培训班,“因为老师在课上说,把课堂上的内容学懂学通就可以了。而且我们学校的考试也确实没有拔高的内容,都在课本的范围内,我觉得再去学也没有必要”。另一方面,面临升学的家长内心却很焦灼,就如靳女士说到的那样,“觉得身心无处安放”。

 

 

分数依然是“家庭”刚需

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?为什么依然有暗流涌动?记者采访了上海市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。

他认为,“分数作为主要指挥棒的评价体系以及校际之间的差距”是主要原因。“经过历次减负,导向的扭转、人才选拔的方式还没有从根子上改变。到今天,家长们对孩子考一个高分依然是有‘刚需’的”。
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此表示赞同,“现阶段,考试分数依然是主要评价标准,尽快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是未来改革的方向。”储朝晖说。

董圣足认为,这些问题是改革进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,他介绍了上海市的经验。“上海在治理整顿培训市场的过程中,有的培训班会想办法把班级开到城际铁路能通往的上海江苏交界,并表示能为学生和家长报销地铁费用。还有的学校和培训班联合组织游学去外地培训等,后来上海市通过和江苏省联合执法,把这些乱象清除掉了”。

他同时介绍了培训班治理整顿的步骤及难点,“这是一个复杂且有系统性的工程,2018年,治理的重点在于对培训机构的摸排和无证无照培训班的清理整顿,今年进入了深水区,将触及更多实质问题。”董圣足说。

这些“实质问题”包括培训机构对于“超纲”的认定,以及教育部门执法权的界限等。董圣足告诉记者,如何评价超纲?有的专家认为应该对照学校教学大纲逐条修正,尽管这样实在失之于教条,“但是目前有的培训机构把课程名称巧妙更改,换汤不换药。比如把数学改成‘思维训练’,把语文改成‘文学欣赏’等,跳出课程模式,辩称在做‘素质教育拓展’,逃避检查。”

“我们目前应该做的,是加快对于‘超纲’的评判,出台相应标准。让一些不法培训机构没有空子可钻。”董圣足说。

另一方面,在对培训机构的治理上,教育部门缺少执法权,依靠多部门联合执法实现。但是,有的地方责任划定不清,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治理整顿的难度加大。

同时,还需要注意的是“公立减负、民办加负”的问题。董圣足介绍了上海市曾经出现的现象,“在一些民办学校,缩减了‘音体美’课程,增加主课课时,还贴出一些标语口号激励学生,如‘只要学不死,就往死里学’等等,一些民办学校还从公办学校‘掐尖’,这些现象后来都得到了严查。”

长期研究这个问题,董圣足还建议,在教师资格证的认定上,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“培训市场要求教师必须拥有教师资格证,但是在资格的认定上,通过认证的比例太低。如果能划分成两条线,一线教师和培训教师,可能会更科学和方便管理。”董圣足最后说。

本文转自光明微教育

不代表本平台观点

版权归原创作者所有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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